百年荣光·奋进连城 |「连城党史学习教育(10)」长者风范 公仆榜样——项南传略

日期：2021-06-17 10:42:00 来源： 编辑：连城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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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身革命显身手

1918年11月，在福建西部山区的连城朋口镇文地村一个贫穷家庭有个娃娃坠地，按当地风俗，属崇字辈份，因此取名为项德崇（项南）。项南的父亲项廷椿（项与年），在项南刚出生不久，为了寻求出路，与胞弟廷纪一道投奔浙江嘉兴法院供职的胞兄项廷爵。廷爵是位开明豁达的进步人士，还是共产党的先驱者李大钊秘密吸收的地下党员。

1930年，从事地下党工作的项与年，为不荒废孩子的学业，托中央机要交通员将项南带至上海，项南从连城朋口出发，跨越红区与白区辗转半个多月才到达上海，随后跟随父母在南京、上海边读书边做工。蒋介石指挥对苏区的大举“围剿”，设军营于南昌，项与年（此时改名为梁明德）奉命潜往江西德安保安司令部莫雄处任机要秘书，从此以后他们父子之间便很少见面。上海党组织安排中央机要情报科的曾希圣把小小年纪的项南安置在地下党主办的儿童保育院生活，项与年在临行前也曾委托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乡张雪澄协助照料他。就这样，项南与父亲项与年20年后才在北京相见。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项南回到福建顺昌、长乐等地从事园艺工作。此期间，项南在同乡的关照、掩护下，大胆开展抗日宣传。他为了组织“明天剧咏团”，拿出自己积攒多年的薪金作为活动经费，且争取到当时第一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长乐县县长王伯秋等人的支持，领到长乐县党部与抗敌后援会的经济补助。剧咏团成立后，经常排演抗日救亡节目，项南多次利用演出之前的时间，进行抗日救亡演说，介绍抗战形势，呼吁同胞们团结起来，实行全民族抗战。由于项南的工作出色，得到组织的首肯，不久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王助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上海沦陷，10余名爱国青年辗转来到顺昌县。项南主动接纳他们，并与他们一起组建“顺昌抗敌剧团”，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项南任该剧团团长。

国共合作不到两年，国民党党内亲日派和投降派大肆活动，不顾中华民族危亡，屠杀抗日的共产党人和爱国的抗日志士。国民党顺昌县党部头目陈宝瑾在民校招生会上公然叫嚣“顺昌有异党分子活动，要警惕。”接着，进步青年农场主任俞有烈（地下党员）遭军警扣押。国民党保安第七团团长兼清剿指挥许国钧透露，项德崇是异党分子，在顺昌县政府任职的同乡罗树生、罗心如得知项南被怀疑，冒着生命危险悄然密告项南火速转移。项南脱离了虎口，但罗树生、罗心如两位同乡却都遭国民党县党部的怀疑和指控，险遭不测。

1939年10月，项南辗转流亡到广西桂林，经人介绍到“中华职教社”桂林办事处，由阮南田安排任苗圃主任、青年科学协进会任理事、成达师范任教员。这段时间，生活条件虽然颇为艰辛苦涩，但他总以乐观的态度对待困难、对待生活。据项南回忆，那时经常充当菜馆子的二道客，每逢星期天就能吃到一席“丰盛”的饭菜。他说，运送军需物资的司机比穷学生阔多了，他们在餐馆吃饭，经常叫了一大桌菜，当他们快吃完时，项南与同行三四个便附前问道：“老总，吃好了吗？”“吃好了！”随后司机站起来走人，他们便接过这餐“佳肴”。看到这种情况，老板娘也苦笑着不去干涉。这种逆境生活使项南养成了斗志高昂、情绪乐观、 幽默豁达的性格。

不久，经地下党组织李克农、廖承志介绍，项南从桂林开拔，绕道香港、上海，几经周折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由中共华中局分配工作。1941年，项南被分配到江苏阜东县政府担任秘书，后调往三坝区任区委书记。项南工作勤奋、生活朴素，经常深入群众，很快学会一口流利的阜东土话，很多老百姓不知道他竟是千里之外的福建人。

1942年，盐阜地区粮食紧张，衣着困难。时任县建设科长的项南，认真贯彻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建议“家家纺纱，户户织布”。项南自己也弄到了一架土纺车、一台土织机，学会了土纺土织，还亲自在东坑举办妇女纺织骨干培训班，举行全县纺织竞赛活动。这一年，阜东县大约织了十万匹土布，对于解决当地军民的衣着起了很大作用。不久，项南被提任为苏北第五分区专员公署建设处处长。

（二）逆境之中显本色

1946年至1948年，项南先后任苏北第十一分区专员公署财经处处长、 东南县委副书记兼东南县支队政委。1948年底开始负责青年团的工作，先是青年团皖北区工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全国解放后，项南任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兼安徽大学党委书记。1952年任青年团华东工委第二书记。1955年华东工委撤消并入中央，项南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1957年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项南在团中央工作期间，经常充满激情地为团员和青年作报告、写文章。他写的《照顾青年特点开展团的工作》、《青年向科学进军》、《青年人应该向谁学习》、《自古英雄出少年》等文章，文字生动，说理透彻，深受团干部和青年的欢迎。

1957年反“右”时，项南在1956年中央团的三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改进青年工作的“10点建议”，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青年纲领”，是“向党要人权、财权、活动权和发言权，是提倡群众化、民主化和自由化”，是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项南在团校召开的2000多人的大会上遭到批判，并被撤职降级处分，下放到北京城郊农场劳动，一向乐观而又善于学习的项南，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借此机会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农村状况，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并由此对农业机械化事业情有独钟。

1962年，经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村工作部部长谭震林的推荐，项南出任国务院八机部办公厅副主任，随后调农机局任局长。在农机局，他深入调查研究，很快熟悉和掌握了全国农机工作状况。他写的《农业机械化问题的考察报告》，阐述了稳产高产离不开机械化、人多地少的地方也需要机械化、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要并举、农业机械要综合利用、制造维修与销售使用要相互结合等重要观点，对推动农业机械化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在农机事业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文革”开始，项南遭到冲击，先是批斗，后来被送进“牛棚”关押了两年。在“牛棚”里，尽管遭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但他始终坚守信念，保持爽朗和幽默，拿项南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人，别人是打不倒你的，能打倒你的，就是你自己。”

（三）重返农机用武地

1970年5月，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指示，为配合农业的发展，着手考虑恢复国家的农业机构，项南被调往国家一机部农机局工作，项南恢复工作后，历任一机部农机局局长、副部长。1979年2月农机部恢复后，项南被任命为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此间，项南把自己的学识专长和全部精力致力于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多次出国考察，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机化的战略性意见和发展村镇“五小工业”思路。

1979年底至1980年初，农村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遇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项南到湖北、江苏、上海等地调查研究时，听到各地对农业机械化有不同的议论，对中国还应不应该搞农业机械化以及什么时候搞，持有不同看法。项南撰写文章，理直气壮强调：农业如不实现机械化，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农民就不能富起来。要走中国自己的农业机械化道路，要根据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将农业机械化与农业专业化经营的多样化结合起来，使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速度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避免大起大落。项南的许多举措，为农机工业的发展、农机化体系的建立，落实“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方针，为农机行业的国际交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农业机械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决定性的作用。

（四）就任书记展才华

1980年底，福建省委接到中央任命项南为省委书记的通知以后，省委办公厅忙碌着迎接新书记的到任，正打算派人赴京迎接的时候，接到农机部的来电，说项南将很快到任，农机部已派人随行，福建不用再派人来接。按预定抵达的日子，省委安排有关领导到火车站迎候。就在启程的那一天，省委办公厅又接到北京来电告知，说项南临时有事要处理，稍后再动身，由秘书按原定日期到福州先作安排。因为书记没来，秘书打前站，省委办公厅仅派一位处长带着一辆“伏尔加”旧式小轿车按约定时间到火车站迎接，意想不到项南也同车到达。他身着老式棉袄，脚穿一双黑布鞋，与秘书一前一后走下火车，让人觉得这领导外表“老土”，很难与想象中的书记形象联系起来。

项南调来福建任职，称得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际。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地处沿海的福建与广东一样，都被列为中央改革开放先行省。中央要求福建在短期内做出成绩，从根本上改变面貌。福建作为“战区”和“前线 ”，长期得不到国家投资，国家规划建设的大中型项目，福建一个也没有。从经济基础和发展速度来看，福建大大落后于兄弟省份，跟广东更是不可比。70年代末，福建省委办公用的电话都是通过总机接转的，福建的基础之差可想而知。

项南到福建后，顶住各种压力，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深入调查研究，很快走遍八闽大地的山山水水。他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后，充分考虑福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开拓性的思路。他大胆地拨乱反正，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甄别福建省“地下党”案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他针对福建山多海多地少的特点，果断地提出利用山地以发展果木及经济作物、利用海水滩涂以发展捕捞及养殖业的“山海经”战略；他针对福建基础设施滞后的状况，组织实施了厦门机场、水口水电站、引进全自动程控电话等改变投资环境的“十大建设”；他针对全省底子薄的状况，提出国有企业“松绑放权”，大胆提出“乡镇企业打头阵”策略，大力扶植乡镇企业。他热情赞颂“乡镇企业一枝花”，使乡镇企业在短时间内得到蓬勃发展，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和排头兵。项南重视智力开发，强调要以智取胜，推进山区和沿海两条线建设。同时重视落实华侨政策，大力加强与港澳台同胞、 海外侨胞的联系与合作，极大地激发了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形成了侨胞踊跃来闽投资办厂、办学的局面。他十分注重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亲自总结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努力在全省建设文明窗口、文明城市。他热爱群众，经常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他的足迹遍布八闽的山山水水，深受福建人民的爱戴。项南在福建任职期间，是建国以来福建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之一。

有了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项南认为福建要腾飞，必须尽快搞好基础设施，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为此，他提出建设两个机场、两个码头、两个电站、两条程控电话线的任务，并把修建高速公路的设想也提到议事日程。

落实每一项重点建设项目，总是困难重重。譬如修建厦门机场，首先要征得部队的同意，经与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共同努力，争取到厦门机场的建设权。可接着的问题又来了：国家不给一分钱。到中央去找有关同志，回答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说的是笑话，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仅厦门机场，福建所有的建设项目，国家都不给钱。中央的一位领导还说：特区特在哪儿？特就特在国家只给优惠政策，不给一分钱。项南充分利用国家给特区的各项优惠政策，敢为天下先，最终争取到科威特的低息贷款。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厦门国际机场胜利通航。再如福州程控电话建成开通使用的那天，项南给中央某领导拨了个电话，电话声音之清晰，使那位领导说什么也不相信项南是在福州给北京打的电话，还以为是项南打电话和他开玩笑。

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从深圳、汕头风尘仆仆来到厦门。项南陪同邓小平的几天中，详细介绍了福建这几年各项事业的发展，大胆地提出把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的设想。他还提出要多开放象厦门这样的沿海城市，形成东部带动西部、沿海带动内地的局面。邓小平回京不久，中央就作出了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决定，并提出厦门可以实行自由港政策，使厦门特区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倾注心血扶贫困

1987年退居二线的项南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发挥余热投身扶贫济困、职业教育和老区建设事业。在李先念同志领导下创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项南任会长。他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不要国家一分钱，利用自己和一些老同志在海外的声望和关系，在7年的扶贫工作中，团结了一大批新老同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基金会筹募了几亿元资金和创办了一些实体。在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的领导下，通过搭桥牵线，基金会组织了以扶贫为主要内容的干部交流，5年间共交流干部6000多人，遍布全国20多个省，有效地帮助贫困地区干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一举措，后来被人称为“东西互补”的一个伟大创举。为贯彻“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的方针，项南和扶贫基金会的老同志组织劳模为贫困地区举办培训班，学习致富经验，提高干部素质，增强了贫困地区干部改变贫困面貌的决心和信心。

项南曾这样说：从福建回北京后，别的工作都没有接受，但十分乐意承担起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的奉献性职务。每次接待老区来的同志、或者出差到老区，见到听到老区和贫困地区至今仍是缺衣少食，建国几十年了，那里的生产生活改善不大，总睡不着觉，总觉得欠了养育过我们的老区人民的情和债，现在要趁有生之年，为他们做点事。

在此期间，项南先后深入冀、晋、豫、陕、甘、宁、闽、赣、辽、黑等十几个省的山区作调查考察。为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他倾注了最后的心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南到了晚年还一直关心“扶贫到户”政策的落实。

（六）廉洁自律是楷模

项南对待工作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对待自己淡泊名利、清风两袖。70年代省委曾购置几辆“奔驰”高级小轿车，作为省委几个领导的工作用车。项南任福建省委书记，理应享受这一待遇，可是项南却要了辆过时的“上海牌”轿车，这一选择给别的省领导坐新车造成不便。在秘书的再三劝说之下，才折衷换了一部普通型丰田车，这辆旧车一直用到他离开福建。

项南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夫人汪志馨当时是正厅级领导干部，组织上应提供车辆接送，但她为节省用车，上下班基本上是搭项南的便车。其子女从北京来福州看望父母，项南都要求他们自己想办法回家。

项南身任省委书记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下乡总是轻车简从，大家挤坐一辆中巴。他喜欢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讨论问题交流意见。他认为这样做，既节省时间又节省费用，也提高办事效率。下乡调查研究，每到一地，餐桌上只许四菜一汤，那就是米饭、青菜、豆腐和少量的肉。省里开会也是这样，伙食安排总是主张吃饱就行，不浪费，也不安排烟酒和饮料。

1986年，项南调离福建之际，偕夫人汪志馨回朋口老家，一来探家，二来告别。老家亲人准备燃放鞭炮，迎接项南归来，项南当即制止道：“我们是党的干部，和旧社会的官员不一样，他们叫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鞭炮一放影响就不好了。”项南平时都不喝酒，那天，为了表达对省、地、县领导的谢意，却例外，他从房子的上厅跑到下厅，端起酒杯频频向各位亲友敬酒。用过餐后，项南掏出200元交给筹办者说：“今天大家光临我家，由我请客。”大家深为这位廉洁奉公的好领导而倍受感动。项南处处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

1997年11月10日，项南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9岁。项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项南那崇高的思想品质、优良的工作作风、顽强拼搏的革命毅力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后人不可多得的一笔宝贵财富。项南那种实事求是、严谨务实、积极开拓进取的科学态度，那种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那种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永远是后人学习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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